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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护转运车队里的“90后”

打印本页 2020/3/13 9:18:08 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查看本版面

■  记者   王达

“鼻子磨破了,戴着(口罩)好疼。”见到张春华时,他和队友刚拉完一位接受插管治疗的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正趁着接运下一波患者的间隙,双手扶膝,斜靠在路旁稍作休息。

张春华来自青海化隆,出生于1991年,来到武汉已有半个多月。像他这样的“90后”,车队里共有10位,分别是来自云南队的刘梦迪、何雪萍、庞庆丽,来自内蒙古队的陈佳乐、侯磊、李阳、文峰、田丹丹,来自吉林队的张哲,以及来自青海队的吴花葳和张春华。

和经验老成的前辈不同,“90后”队员的心态明显更加活泼。“青海化隆,群科手抓”在张春华的白色防护服上,没有常见的“中国加油”“武汉加油”等字样,而是写着他的家乡和最爱的食物,就像他报名来到武汉市的心境,并非压抑和沉重,而是充满激昂与热血。

“当时我正在火车站执勤,接到征召令后,立即抢先报了名,当天下午就出发了。”张春华是一名红十字志愿者,去年从部队退役,现在一家物业公司工作。因为走得急,他连家都没回,直接随队友赶赴机场,直飞北京,再转往武汉。“我们一家6人,除了爷爷奶奶年龄太大,其他人都在参与抗疫。”他说。

作为队里最年轻的队员之一,张春华经常主动要求值夜班,有时候晚上零点过后还要出车,返回时经常是两三点钟。最晚的一次,将一位患者从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送到江夏区妇幼保健院,返回时已是凌晨4时。

在武汉的日子,累并充实。来自云南省阜外心血管医院的刘梦迪,在医院派出第一批援鄂医疗队时就报了名,但因为首批选召的都是男护士,她未能如愿,而是被列入了预备名单,直至2月19日医院派出第二批队员,才随队来到武汉,进驻同济医院光谷院区。

“每天分三班,早班从早晨8点到下午1点,午班从1点到6点,晚班从6点一直到10点、11点。”刘梦迪说,在武汉的院内转运工作跟自己预想不一样,“原以为单人单车,但实际上一次可能要拉八九人,有时候还要抬担架,工作强度非常大。”

“但感觉特别温暖,尤其是队里的哥哥们,到了抬担架的时候根本不让我们上手。”刘梦迪有着3年重症监护室经验。因为科室属性,她经常需要干一些重体力活,但感觉到了武汉,“又重新恢复了小女生待遇”。

话虽如此,救护转运车队的工作却并不轻松。“天气暖和时,穿着一层防护服、一层隔离衣,里边又闷又热,就感觉最后一个小时过得好慢啊,里边全都汗湿了。”刘梦迪说。但即便如此,大家都是提前就位,从不提前撤离,“都想着再多拉一个,下一班队友就能多休息一会”。

每天穿防护服、戴口罩,给爱美的姑娘们留下了难以掩饰的战斗痕迹。“有天上完班回来,跟家里视频,因为鼻子被口罩勒过的痕迹比较明显,我就没有露脸。后来爸爸就一直追问,看完半天没说话,最后来了句‘挺好,功勋章一样’。”刘梦迪说,来武汉这么多天,最惦记的就是家人,最感谢的也是他们,因为没有家人的支持,她在这边也很难安心。

来武汉之前,庞庆丽本来和男朋友约好了,等春暖花开一起去拍婚纱照。但因为疫情,她主动报名出征,剪掉了长发。“出发那天,她男朋友去机场送她,当场就哭了,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唯独她没有看到,因为她根本不敢看他的眼睛。”刘梦迪说。即便如此,庞庆丽的男朋友也没有吐出半个“不”字,而是一直安慰她,“短发依然很美。”

武汉重油重辣的饮食习惯,让来自远方的队员们很难适应。一天上班前,因为胃病发作,庞庆丽偷偷吐了一大口,却没有告诉任何人,强忍着执行转运任务。直到距离交班只剩半个小时,再也坚持不住的她,被同车队友看出,强行“赶”她下了车。后来,面对队友们又是心疼、又是懊恼的关切询问,她却不好意思了,“感觉自己是在给大家添麻烦”。

第二天,新的转运任务开始了,队友要求给她“替班”,让她在驻地多休息。她却坚持不肯:“我现在就想特别完美地出一趟车,证明我完全好了。”当天,她和队友一起转运170余名新冠肺炎患者,出色完成任务。

来自内蒙古的陈佳乐,是内蒙古妇幼保健医院小儿重症监护室护士,一个憨厚可爱的大男孩,平时队里的重体力活,基本就是他和李阳抢着干。此次来到武汉,给他留下了很多难忘的经历,第一次穿戴全套防护装备转运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第一次连续执行5小时转运任务,第一次戴n95口罩戴到头脑发晕、呼吸困难,第一次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和一群此前并不熟识的人一起工作这么久……

但最让陈佳乐难忘的,还是在武汉过了26岁生日。那天是2月18日,因为一句无意识的自言自语,他引起了队友们的注意,并收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生日礼物——一个变形金刚玩具。“在我眼里,他还是一个孩子,却为了抗击疫情,来到这么远的地方。我们希望他像变形金刚一样,打败病魔。”内蒙古队副队长陈丽华说。

来到武汉这么久,每天面对数十、上百名患者,队员们都说自己已不再紧张,都争着多干一点。但实际上,面对传染性极强的新冠肺炎疫情,甚至还要和一些危重症患者面对面,有时面屏还会粘上患者的咳嗽物,说“不紧张”那是假的。但面对压力,年轻队员各有各的办法,比如女生可能会一起自拍,忙里偷闲敷个面膜,男生则利用休息时间睡上一觉,或用手机看部电影,和女朋友视频聊聊天。

在武汉的这些日子,也给年轻队员们留下了深刻记忆。“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位老爷爷,得知我们来自云南,就跟我们聊,聊他1965年去云南支边的事,聊他患病后的忧虑与挂念。”刘梦迪说,因为老爷爷第一次做核酸检测后显示阴性,第二次来时他就特别害怕,徘徊着不敢进去,害怕检测结果反复。

“后来,我们跟老爷爷聊了很久。临进去前,老爷爷跟我说,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治好,因为他很想念昆明的西山和滇池,等康复后一定要再去一趟。”刘梦迪说,远离家乡和亲人,来到武汉,她心里一点也不后悔,因为在这里,她看到了责任与使命, “2003年非典肆虐的时候,我们还不记事,现在,到了我们该走上战场的时候了”。

 “来武汉之前,老公说他不会去送我,但等我回去的时候,一定会去机场接我。我期待着那一天早日到来。”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