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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摆渡人”

——记赴武汉抗疫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

打印本页 2020/3/17 9:19:53 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查看本版面

■  记者   王达

夜幕低垂,蓝灯闪烁,一辆辆负压救护车呼啸飞驰,将一位位新冠肺炎患者护送至各定点收治医院。他们是生命的“摆渡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分批向北京、上海、青海、内蒙古、云南、吉林等六省(自治区、直辖市)征召65名队员,组成32个车组,派驻武汉市急救中心、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光谷院区、协和医院本部、协和西院,开展新冠肺炎患者转运工作。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为车队紧急协调了20余台负压救护车和车载医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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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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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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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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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队                                               (本版摄影、制图:付春来)


自2月12日至3月15日24时,车队累计转运新冠肺炎患者8654人次,其中危重症、重症患者2879人次,接送出院康复者33人。“最高兴的事,就是看到运往ICU的患者越来越少,出院的越来越多。”青海队领队王海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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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下午,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青海队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顶着风雪转运危重症患者


惊涛海浪,也是日常

3月3日晚,上海队领队刘轶接了个“大活”。“出动10台车组,将199名患者从市五院转移到火神山。”刘轶说,按照以往经验,像这样的“大活”,一般要忙到后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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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凌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派出十个车组,协助转运199名患者至武汉市火神山医院


武汉市第五医院是武汉首批7家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收治医院之一,共开放床位400余张。近期,随着武汉疫情形势好转,市指挥部决定将方舱医院、市五院等定点收治医院逐步清空,将患者分批转运至火神山、雷神山等医院。因此,刘轶和队友们也越来越忙。

“不过这种忙,忙得开心,忙得充实。”来自内蒙古自治区中医院的主管护师陈辰,与来自上海市急救中心的资深驾驶员刘轶,此前素不相识,经过近一个月的合作,两人已经成了“黄金搭档”。

“每次转运患者时,心情都感觉特别沉重,尤其是有些患者年龄偏大,又没有亲人陪伴,情绪十分不安。”将一位坐轮椅的老奶奶扶上车,为她仔细扣好安全带后,陈辰又接来3名患者,加上他们的行李,将救护车医疗舱堆得满满当当。

后边实在坐不下了,陈辰关好舱门,又回到驾驶舱副座。按照规定,她与患者零距离接触后,已经属于被污染群体,不能再进入驾驶舱。但事实上,在繁忙的转运工作中,刘轶和陈辰已经很难把握这条界限。包括刘轶,也需要下车帮助抬担架、接患者。

“这次没有危重症患者,不然我肯定要去医疗舱盯着。”陈辰不时通过隔离窗回望后舱,看到一位中年患者低着头,没有丝毫动静,她心中一突。还好,过了一两秒,那位患者抬起了头,左右看了看,他只是有些乏了,闭目养神。

在武汉的近一个月,“摆渡人”每天都这样在车轮上、担架旁、轮椅边忙碌着,有时还会遭遇惊涛骇浪。2月19日中午,刘轶、陈辰车组接到指令,将几名重症患者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兵医院转运至火神山医院。这是她第一次前往火神山。

路途较远且颠簸,一名患者突然出现呼吸困难和咳血等症状,陈辰立即为患者吸氧,用吸痰器帮助患者吸痰。等抵达火神山,将患者送至病区,接诊医护人员被她的样子吓坏了,防护服、手套上沾满了患者咳出的血痰和黏液。

“这种情况是最危险的,一口痰都不知包含了多少病毒,一点极细微的疏漏,都可能让病毒趁虚而入。”得知陈辰的遭遇,青海队领队王海涛不禁为她捏把冷汗。进驻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一个多月,青海队不止一次参与转运插管治疗的危重症患者,对于其中风险心知肚明。

新冠肺炎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因此越是那种难以行动、咳嗽不止,甚至插管抢救的患者,传染风险越高,转运难度也最大。“病人加上担架、监护仪、呼吸机、氧气瓶,一共小两百斤,平地还好,上下台阶只能靠人工抬,非常吃力。”王海涛说,像这样的高难度转运,队员们一天要遇到七八次,每次忙完都要累出一身汗。

累极了,队员们就靠在路旁的栏杆上休息。至于旁边的草坪,看着养眼,但队员们是不敢坐的。“草叶粗糙,万一把防护服割出口子来,肉眼很难看到,但病毒却能钻进去。”王海涛说,在武汉的这些日子,面对无处不在的风险,倒把一群粗犷的青海大汉“逼”得心细如毫,养成了不少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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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出车前后做好消毒防护


“纸尿裤”和军功章

从青海出发前,王学军预想过很多可能面临的困难。但他没想到,最大的困难,却是最不起眼的“方便”问题,“这辈子再也不想穿纸尿裤了”。

“纸尿裤”,是所有队员痛恨却又绕不过的话题。尤其是在前期,防护装备匮乏,一套防护服经常要顶七八个小时,一包鼓鼓囊囊的纸尿裤,就成了大家的工作必需品。

 “虽然穿着纸尿裤,但我们毕竟不是失能老人,还是想尽力憋住,这就特别痛苦。”王学军说,在武汉的每一天,他都尽量控制少喝水。尤其是早餐,尽量少吃,“吃饱了新陈代谢就快,就想‘方便’,感觉还不如饿着”。

队员们来自四面八方,有着不同的饮食习惯,遇到重油重辣的湖北菜,难免有些不适应。“我在老家时,每天早晨要吃两碗牛肉面。”29岁的张春华,来自青海化隆,当地牛肉面名扬天下。但在武汉,他的早餐只有稀粥、馒头、鸡蛋和玉米。即便这样,粥还不敢喝,只能吃掉馒头和鸡蛋,半饿着肚子去上车。

比张春华小一岁的庞庆丽,来自云南省阜外心血管医院,和同事一起主动报名来武汉。因为胃病和饮食不习惯,一天上车前,她偷偷吐了一大口,却没有告诉任何人,强忍着穿上防护服,继续执行转运任务。

直到距离交班只剩半个小时,再也坚持不住的她,才被同车队友发现并强行“赶”下车。后来,面对队友又是心疼、又是懊恼的问候,她却不好意思了,“感觉自己是在给大家添麻烦”。第二天,新的班次开始,队友要求给她“替班”,她却坚持不肯:“我现在就想特别完美地出一趟车,证明自己全好了”。当天,她和队友一起转运了170余名患者。

每天穿防护服、戴口罩,加上长达五六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给爱美的姑娘们留下了难以掩饰的战斗痕迹。

来自云南的刘梦迪,每天都要跟家里视频,证明自己“好好的”。但有天出完车,她摘掉口罩,发现自己的脸上被勒出两道深深的压痕。

“后来我跟爸爸视频,故意藏着不想露正脸。”刘梦迪说,但是知女莫若父,“最后爸爸就勒令我露正脸给他看,看完后半天没说话,最后来了句‘挺好的,军功章一样’。”

“当时感觉眼泪就快掉下来了。”刘梦迪回忆说,她隐隐听到爸爸嗓音也有些沙哑,“我想一定是隔太远,网络不好的原因吧”。


轮到我们上战场

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65名队员中,有11位是 “90后”。张春华、刘梦迪、庞庆丽……一个个年轻的面孔,平时都是家里的心肝宝贝,却在武汉最需要的时候,毅然走上抗疫一线。

来到武汉之前,张春华刚在西宁火车站义务执勤一周多。因为走得急,他连家都没回,在火车站办了一张临时身份证,便匆匆赶往机场集结,“也没敢跟家里说,怕他们担心,毕竟是家里的独生子”。

直至不久前,青海省红十字会登门慰问,家人才知道他不在西宁。“后来,奶奶就给我打电话,在电话那头哭得不行。不过他们也没说让我回去,就是叮嘱我在武汉好好干,注意安全,做好防护。”张春华说,来之前没想那么多,现在还是有点小后悔,“不为别的,还是应该跟家里,起码跟爸爸妈妈说一声”。

来自彩云之南的何美萍,昵称“萍姐”,但实际年龄不大,今年28岁,与刘梦迪、庞庆丽合称“三小只”。“萍姐是本地人,出发当天妈妈去现场送她,我们还挺担心,但萍姐居然忍住了没哭,还与妈妈微笑道别。”刘梦迪说,自己当时感觉萍姐超厉害。

“但后来,去机场的路上,萍姐说她其实挺怕的,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也一样,老庞也一样。”刘梦迪说,到了机场,紧张感“翻倍”,萍姐就拉着大家一起自拍,“也许这就是女孩子的特性吧,自拍可以压倒一切”。被珍藏的照片里,身穿红色队服的姑娘们,用眉眼带笑成功藏起了内心的无措和不安。

来自内蒙古的陈佳乐,今年2月18日满26岁,一个憨厚可爱的大男孩。此次来到武汉,给他留下了很多难忘经历:第一次穿戴全套防护服转运重症患者;第一次连续执行5小时高强度转运任务;第一次戴口罩戴到头脑发晕、呼吸困难;第一次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和一群此前并不相识的人一起战斗这么久……但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队友费尽心力找来了生日蛋糕,但他戴着口罩,吹蜡烛不方便,就和队友一起用手把蜡烛扇灭了。

来自云南的庞庆丽,在去年就和男朋友约好了,等到春暖花开去拍婚纱照。但在出发前,她一狠心剪掉了蓄了很久的长发。来到武汉大半个月,她最期待的事,就是疫情早日结束,趁着昆明最美的春天,回去拍一套绝美的婚纱照。“每天最想看到的人,就是越来越多的出院康复者,虽然不能亲自送他们回家,但每每看到他们,就感觉我们距离胜利更进了一步。”

“来武汉之前,因为第一批医疗队优先考虑男护士,我没选上,当时爸爸妈妈还挺高兴,以为我不用去了。没想到我又跟着红会过来了,他们就觉得我骗了他们,我婆婆还大哭了一场。”刘梦迪说,出发前很紧张,但实际来到武汉,感觉反而没什么,“面对n多问题,就有n+1种解决办法,每天看着新冠肺炎患者显存确诊数持续下降,就知道自己的付出有了收获,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最难忘的,就是我们在转运中遇到的一位老爷爷,年龄已经很大了,在ct检测室门口徘徊着不敢进去,因为第一次核酸检测显阴,现在来做第二次,心里很害怕,担心返阳。”刘梦迪说,当天她们就和老人聊了很久,“后来得知我们从云南来,老爷爷很高兴,跟我们聊了很久,聊他1965年去云南支边的事,聊昆明的西山和滇池。”

后来,老人慢慢放下心事,走进了ct检测室。“进去前,老爷爷还跟我们招手,说是等治好病,一定要再去一趟昆明,爬一次西山,看一眼滇池。”她说,有了这些难忘的经历,能够帮助到那么多人,她对自己来到武汉一点都不后悔,“2003年非典肆虐的时候,我还不记事,但现在,到了我们该走上战场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