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光临中红在线!
当前版面:A1
下一版:A2 上一版:

呼啸而过的生死时速

——记赴武汉抗疫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上海-内蒙古分队

打印本页 2020/3/20 9:48:06 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查看本版面

■  记者   王达

空荡寂静的街头,救护车呼啸而过。

车舱内,王晓虹扣起指关节,敲响隔离窗。阮盛一听就懂:“患者病情很重,再快一点!”

“重症肺炎合并主动脉夹层,还有消化道出血,上车前一直在用泵给药,但车上没条件,只能尽量抢速度。”当晚,从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到火神山医院,全程29公里,阮盛、王晓虹车组只用了短短18分钟就把患者运到。

来自上海市急救中心的阮盛和来自内蒙古自治区蒙医医院的王晓虹,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上海-内蒙古分队的“黄金搭档”。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从上海、内蒙古征召8名驾驶员和8名医护人员组成联队,赴汉执行新冠肺炎患者转运任务。截至3月13日24时,累计转运新冠肺炎患者2024名,其中重症患者171名。

最重要的职责是把患者平安送医

3月12日下午,武汉市泰康同济医院门口,救护车刚刚停稳,一名轻症新冠肺炎患者就走到车前:“你是不是记者?我们车上有个女护士,你们一定要好好宣传她。”

患者口中的“女护士”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上海-内蒙古队队员陈丽华。此时,她在车上用自己的身体当靠垫,为一位呼吸不通畅的老年患者做支撑,已经在担架上跪了一个半小时。

这是一名86岁的女性患者。因为高血压、肺气肿和多种并发症,她在转运途中突发呼吸困难,陈丽华立即取下吸氧面罩,为老人吸氧,并将老人扶起,保持半卧姿态。但老人依然感觉呼吸不畅,陈丽华又换了个姿势,和老人“背靠背”。老人坐是坐住了,面罩和氧气管又掉了。不得已,陈丽华只好采取跪姿,一手怀抱病人,一手扶稳面罩、勾住氧气管,一直持续到转运结束。

回到驻地后,陈丽华脱掉早就汗湿的防护服,先回房洗了个滚烫的热水澡,泡到皮肤通红,又将贴身衣物扔进了医疗垃圾袋。这是她们来到武汉一个多月以来,无数次长时间、密切接触危重症患者后,总结出的防护经验。

“类似情况很多,说不怕肯定是假的,但更怕他在车上出危险。我们最重要的职责,是把患者平平安安送到医院。”陈丽华说。

身处这样的险境,陈丽华和队友早已习以为常。

3月13日,车队又接到任务,出动3台车组,将3名危重症患者从天佑医院送至金银潭医院,侯敏杰、孙俊、曾杰、陈佳乐、田丹丹、庞斯琴6人参加行动。

下午3时,救护车抵达金银潭医院,却迟迟无人下楼接患者。侯敏杰给联系人打电话,对方表示,医院人手紧张,需要队员自行将患者送至病房。

“怎么办?”侯敏杰给队长刘轶打电话。

“医院这么说,就按要求执行。”在汉工作一个多月,刘轶心中清楚,医院确实人手紧张,并非刻意为难。

“好!”侯敏杰挂上电话,和队友一起将患者送上隔离病区二楼,一直送到病房,抱起安顿在病床上。其中,最重的一名患者,体重达140余斤,比侯敏杰本人还重。

“当时不会考虑这么多,也不会想哪些该我们做,哪些不该我们做,大家都是为了病人好。”侯敏杰说。

李维娜、李阳还帮患者挂过号、办过住院手续,甚至铺床单。

那一次,车队接到临时任务,从一家敬老院向武汉市第八医院转运5名孤寡老人,其中包括1名89岁患者、1位91岁患者。

“我们去现场一看,91岁老人身体状况略好点,89岁老人则基本处于嗜睡状态,完全无法行动。楼道狭窄,又堆满杂物,担架车根本进不了房间。”李阳主动进入房间,连着床单一起将老人抱起,一直抱到了担架车上。

好不容易将老人送到医院,又出现了新情况。因为敬老院无人在现场,院方安排他们替老人挂号、办理住院手续。两人二话没说,又忙前忙后帮老人办完手续,一直到把老人安全送入病房才离开。

救护车司机成推担架“主力”

抬患者、推轮椅、进病房,来到武汉之后的亲身经历,和刘轶预想的大不一样。

刘轶是上海市急救中心资深驾驶员,曾参与抗震救灾、H7N9禽流感病患转运,在赴汉之前,已经在上海执行了为期两周多的新冠肺炎患者转运任务。因为经验丰富,他被任命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上海队队长。

抵达武汉后,接到负压救护车的第一件事,他就按照操作规程,对救护车进行消毒,并将其划分出清洁区、半污染区和重污染区。

“驾驶舱是清洁区,车外是半污染区,医疗舱是重污染区。接触患者后,就不能再进入清洁区。”刘轶为队员划下“红线”。

真正忙碌起来,他才发现,这种划分根本不现实。“上海主要是轻症患者,而且病例少,医务人员多,可以这么操作。但到了武汉,很多都是危重症患者,连路都走不了,只能用担架抬。这时候,仅靠内蒙古的队友肯定不行,我们必须下车,不然有违我们的职业道德。”刘轶说。

这也是队员们的普遍感受。陆志刚清楚记得,第一次和搭档李维娜去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执行院内转运任务,由于规定限制,作为司机的他不能下车接触患者,只能眼睁睁看着队友一遍遍推着担架,往返于救护车和住院楼之间,疲惫不堪。

“当天一共转运了60多名患者,其中包括10多名危重症患者,回到驻地感觉快要休克,陆师傅特别歉疚。”李维娜回忆,第二天再出车,一到目的地,陆志刚就一把推开车门跳下来,成了推担架的“主力”。

“我相信我的队员,如果他们觉得需要下车,肯定有必须下车的理由。”根据队员反馈,刘轶很快划掉了这道“红线”,新增了一条规定:所有车组出车,都要随车携带一个酒精喷壶,用于接触患者后的人员及车辆消杀。

“所有的困难我们都能克服,唯独有一点,防护只能加强,不能简化。”刘轶说。

“每次我们去接车,不是看到刘队在推车(担架车),就是在消车(消杀救护车)。”李维娜说,对于她们来说,经验丰富的上海队员,“不仅是师傅,也是师父”。

有时候,转运任务不是特别繁重,护士们就会叮嘱同车驾驶员“不用下车”,毕竟减少一次接触,就减小一份被感染的风险。但大家总是答应得好好的,等到担架抬出来、轮椅推出来,他们又坐不住了。用刘轶的话说,“哪能女同志推担架,男同志在旁边看着?”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去火神山送病人,当时刚下完雨,路上全是泥,又是晚上,担架车一直在打滑,薛师傅(薛凯华)就在前边拉着担架车,特别艰难地把患者送到了病房,当时感觉他好高大。”李维娜说,这次来到武汉参与转运任务,大大刷新了她对上海男人的认知,“特别有担当”。

被刷新的不只是认知,还有源源不断的感动。

陈辰记得,有一次去光谷院区执行转运任务,有一名坐着轮椅的患者,做完CT出来后,看了看天,回头央请她:“我有一个多月没晒过太阳了,让我看一看吧!”

“没想到最普通的阳光,对患者来说都是一种奢望。”当天,陈辰陪着那位患者,晒了很久的太阳。

还有一次,陈丽华送一位老年痴呆患者前往火神山医院。前去寻找医务人员办交接时,那位患者一直想握住她的手:“不要把我丢下,不要把我丢下。”

“当时那种感觉,真的好像我们就是她唯一的亲人。”陈丽华说。

李维娜也有自己的独特记忆。那晚,她送五名患者去火神山。上了车后,一名和她差不多大的女性患者一直在默默流泪,带动其余患者也痛哭不止。李维娜陪她聊天,得知,因为疫情,全家只剩下她一个人了。

“当时,我都不知道怎么安慰她。等到下车时,她却安慰我说,‘你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武汉,千万要保护好自己,你们就是我的亲人’。”李维娜说,那一刻,自己心中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她的心里已经很苦了,却还想着安慰我”。

刘轶说,像这样的事,他们在武汉遇到了太多。等到回家以后,他想把这些故事讲给女儿听。“她们能够知道这些事,了解这些事,也是一种成长,是我们这个民族在历经磨难后,留下的宝贵财富。”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