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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急救知识传播上的创新

——应急救护的中国渊源(四)

打印本页 2016-11-8 8:28:30 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查看本版面


■  严明强

急救是一项群众性事业,能学会的群众是多多益善,因此,急救知识的传播更显现出其意义之非凡。在这方面,我国古代早有实践并有诸多创新和成就。

急救书籍的发行

在应急救护培训还不能大规模开展的古代,发行急救书籍是最基本的急救知识传播手段。

七十年代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葬中,除引起轰动的千年女尸外,还出土了含有大量急救知识的《阴阳十一脉灸经》《杂疗方》等医书,这表明急救书籍在汉代的贵族阶层中已有流传。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书籍产量大增,《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典籍中的急救知识得以进一步传播。东晋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也在此时刊行,作为我国第一部急救手册,《肘后备急方》的发行也是别具一格。书名中有“肘后”一词,意即此书便于携带,可置肘下衣袖,可随时翻阅,以备急用。可见,这部急救书还是一本便于携行的“口袋书”。1600余年前就出品急救口袋书,委实让今人对古时在急救知识传播上的独具匠心深深敬佩。急救口袋书的传播手法也为后世所效仿,唐朝王方庆《随身左右百发百中备急方》,不仅强调可“随身左右”,还配上了“百发百中”这样的广告用语,吸引读者关注。

至唐宋,帝王为统治之需,命御医主持编撰“官颁医书”,如唐朝的《新修本草》,宋朝的《太平圣惠方》《神医普救方》,这些医书内含大量急救知识,通过官方行政渠道逐层配发、直达乡邑的传播手段,大大促进了急救知识的传播。

至明清,不仅有官颁医书,民间医书也多有刻行。明朝张时彻《急救良方》成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四库全书总目》赞该书“专为荒村僻壤之中不谙医术者而设,故药取易求,方皆简易,不甚推究脉证也”。说明该书十分强调急救技术的通俗、简易、实用,便于急救知识的推广和普及。清朝时,地方官吏也多有主动刻印发行急救书籍的。同治十一年(1872年),安徽按察使孙衣言因“皖省风气强悍,无知愚民动因口角细故斗殴酿命,乡僻处所又无医药,其受伤较轻者往往置之不治。”特命刊行江苏震泽费山寿的《急救应验良方》,并饬令各府州刊印分给,推广运用。此后该书数十次重刊重印,风行一时,遍布全国。直至1940年,国内仍有刊行,说明此书对伤者的急救之法确实有效。

明清之时,《普济方》(明朝官颁医书),黄吉甫《备急仙方》,熊宗立《备急海上方》,胡其重《急救危症简便验方》(1673年),顾世澄《疡医大全》(1760年),程鹏程《急救广生集》(1803年),文晟《急救便方》(1850年)等急救著作呈井喷之势,急救知识的传播更加广泛而深入。

传播手段丰富多样

除通过急救书籍进行传播的基本手段之外,我国古时还通过各种载体传播急救知识,传播手段多姿多彩又富有创意。

许仙与白娘子的故事是我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在民间广为流传。其中有“端午节白蛇现身”的精彩剧情,说的是白娘子在喝了雄黄酒之后现出蛇身原型,这一场景在民间妇孺皆知。从急救普及上看,其实质是借此传播了“雄黄驱蛇”的急救常识。借助民间故事、谚语、顺口溜等来传播急救,是我国的常用方法。前文所述中医的“急救三宝”,方家创作出了“乒乒乓乓紫雪丹,不声不响至宝丹,稀里糊涂牛黄丸”的顺口溜,生动形象地表述了这三种急救药所对应的不同急症表征,以指导人们在急救时对症用药。

借助时代流行艺术进行急救传播,是我国古代的一大创举。兴起于唐宋时期的说话艺术,至明朝达到高潮,酒楼茶肆,庙会集市,极为盛行,成为当时最潮最炫酷的时代流行艺术。“三言二拍”等拟话本大量出现,《醒世恒言》第二十卷《张廷秀逃生救父》,有个对上吊自杀进行急救的场景:“……双手抱住,叫丫鬟拿起杌子上去解放……将汗巾割断,抱向床上,轻轻放开喉间死结。叫徐氏嘴对嘴打气,连连打了十数口气,只见咽喉气转,手足展施。又灌了几口滚汤,渐渐苏醒。”这样的急救情节,从伤情判断、人工呼吸到善后处置,通过说书艺人绘声绘色的表演,必然在市民中产生极佳的传播效果,完全是古代版的“嵌入式广告”。正是有了这样的急救普及,才有了近400年前市井小民熟练掌握“口对口人工呼吸”的急救流程,令人赞叹。

借助名人效应也是古时急救传播手段之一。北宋乌台诗案后,苏轼谪居黄州,恰逢当地瘟疫流行,苏轼遂从眉山奇人巢谷处得秘方“圣散子”配药急救,民众“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圣散子”药方也借苏东坡的显赫名声得以广为流传和普及。后人又将苏轼、沈括二人在医药上的著述汇编为《苏沈良方》。类似的情况还有刘禹锡、柳宗元合著的《传信方》,蒲松龄的《草木传》《药崇书》等,都是急救知识借名人效应广泛传播的范例。

中国古时的急救传播还渗透到各类传媒之中。比如官方告示,灾疫之时,官府往往在街衢闹市张贴告示,训导民众防疫驱病急救之方。北宋弘治癸丑年(1493年),吴中大疫,县令“孙磐令医人修合圣散子,遍施街衢,并以其方刊行”。满清入关之初,天花蔓延,顺治下旨京师“凡民间出痘者,即令驱逐城外四十里”,并广为张贴,成为当时疫情防控隔离急救的主要信息传播方式。又比如洞窟石刻这一古代重要媒介,也成为急救传播的阵地。“敦煌遗书”中《备急单验药方卷》是一部患者“依用自取”的急救手册,在序文中作者就表明把这108首急救药方刊刻于岩石上,便于往来过客“录之备急”。龙门石窟西山南段的一座大型石窟洞壁镌刻有“龙门药方”,迄今已1500年,内中涉疾病40种,药物方剂117个,针灸方法23个,总计140方,且每方又大多由一味或二味药物组成,方便、价廉、易得。这些急救药和急救法,通过石窟雕刻这一重要媒介,得以广泛流传。

造福周边及世界各国

我国先进的急救理念与急救技术,除在国内传播之外,历史上也一直在向国外传播,造福周边及世界各国。

秦汉时期,急救对外传播尚处于萌芽状态,多限于某些药物的赠送。至魏晋南北朝,包括大量急救理念和技术的医药文献开始对外传播。我国第一部急救手册《肘后备急方》随僧侣、使臣等传入新罗、日本等周边国家。

至唐宋,随着遣唐使、留学人员、僧侣往来以及商贸活动的繁荣,我国急救技术对周边国家的传播变得更加广泛。公元8世纪,《伤寒杂病论》《备急千金要方》等诸多医疗急救手册大量传入朝鲜。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带去药材千余斤和医书无数,并亲撰《鉴上人秘方》,传播中国医学和急救知识,被日本医僧尊为“医祖”。984年,日本现存最早的“医典”《医心方》出版,这是由日本著名医学家丹波康赖收集我国隋唐以前医籍内容加以整理汇编而成,书中《卷十四·救自缢方》中的文字内容除“按语”外,全部直接引用了《肘后备急方》《备急千金要方》等中国医书里有关对自缢进行急救的章节。

明清时期中国急救技术传播在东亚、南亚等周边地区更加深入。《朝鲜王朝实录》记载:1415年,太宗命刊印《针灸铜人图》;1454年,端宗命刊印《拯急遗方》;1456年,世宗命翻刻《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主动发行从我国传入的急救书籍。日本著名汉医学家丹波元简于1801年写成急救专著《救急选方》,完整引用了清代顾世澄《疡医大全》等医籍里急救的相关内容。充分表明我国的急救技术完全被邻国所接受并推广使用。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中国特有的急救术——针灸被系统介绍到荷、法、英、德、意等国,并很快传播到了美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

当今,中国古老的传统中医急救药和急救术仍然在向外持续传播。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观看了针刺麻醉手术,使针灸急救术在美国名声大振,逐步形成了一股世界性的“针灸热”。2009年,针灸成为美国军队战场和前线医院的急救措施。如今,针灸急救术已传播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遍及五大洲。从公元6世纪针灸传入朝鲜和日本起,针灸急救术的全球化之旅已达1500年之久,这一传播之势至今强劲,其传播时间之久和地域之广在人类急救传播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全文完)  

(作者系浙江省嘉兴市红十字会秘书长)